1919年朱启钤〔1〕受北方政府总统徐世昌的委托，赴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当他路过南京时，在江南图书馆发现了手抄本的《营造法式》一书。两次刊行后，他产生了深入研究中国营造学的兴趣。于是他自筹资金发起“营造学社”。这是中国最早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术团体。

　　初邀入社的，大都是些国学家。

　　我国历代学者对文化的传统观念，局限于文人学士的诗、文、书、画，而建筑被视为“匠作之事”。特别是明清以来，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也就是到浩瀚的古籍中去考证，这也是营造学社初成立时所走的研究道路。

　　然而朱启钤则认为除此之外还应做到：“访问大木匠师、各作名工、工部老吏及样房算房专家。明清大工，画图估算，出于样房算房。本为世家之工，号称专家，至今犹有存者。其余北京四大厂商，所蓄匠师，系出冀州。诸作皆备。术语名词，实物构造，非亲与其人讲习，不能剖析。制作模型，烫样傅彩，亦有专长。至厂商老吏经验宏富者，工料事例，可备咨询。”于是，他请了老木匠杨文起和老画匠祖鹤洲为学社制作斗栱模型和彩画样片。朱启钤虽然曾为北洋政府的上层人物，但他肯于和普通工匠交往并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正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

　　朱启钤虽然大半辈子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但他对建筑的认识却与近代的观点十分接近，这是他的可贵之处。近代学者普遍认识到“建筑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但在封建社会把建筑只看做“匠作之事”，根本提不到文化的范畴中来。然而，朱启钤却已经认识到“吾民族之文化进展，其一部分寄之于建筑，建筑于吾人最密切，自有建筑，而后有社会组织，而后有声名文物。其相辅以彰者，在可以觇其时代，由此而文化进展之痕迹显焉。总之研求营造学，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实质之营造不可。启钤十年来粗知注意者，如此而己”。

　　同时，朱启钤很早就注意到近代学者感兴趣的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他说：“盖自太古以来，早吸收外来民族之文化结晶直至近代而未几也，凡建筑本身及其富丽之物，殆无一处不足见多数殊源之风格。混融变幻以构成之也。远古不敢遽谈，试观汉以后之来自匈奴西域者；魏晋以后之来自佛教者；唐以后之来自波斯大食者；元明以后之来自南洋者；明以后来自远西者。其风范格律，显然可寻者，因不俟吾人之赞词。”朱敔铃在说明为何定名为“营造学社”时又进一步阐明了他的建筑观，他说：“本社命名之初，本拟为中国建筑学社。顾以建筑本身，虽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于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故打破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则凡属实质的艺术，无不包括，由是以言。凡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搏埴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推而极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

　　20世纪60年代初，梁思成在《拙匠随笔》（一）中曾为建筑作了这样一个公式：“建筑C（社会科学U技术科学U美术）”即建筑学是包含了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及美术的一门多种学科互相交叉、渗透的学科。在20世纪60年代时还没有交叉学科和多学科渗透等这些名词，但其本质，在梁思成的思想中是明确的。在20世纪30年代初，人们对建筑的观念还停留在砖、瓦、灰、沙、石的阶段，钢筋混凝土结构刚刚引进来不久。建筑还没有发展成一门复杂的技术科学。朱敔钤自然也不可能预见到这一点，但对建筑与社会科学及美术的互相交叉与渗透的关系，在他的建筑观中已基本形成。由此可见，朱敔钤之所以创办营造学社，并非像其他失意政客的沽名钓誉之举，而是由于他本人多年来对中国建筑的悉心研究与志趣。

　　1929年，朱敔钤为筹措学社的研究经费，向支配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申请补助。“中基会”董事之一的周饴春是学社的社员，也是思成初人清华学校时的校长（他曾是朱敔钤的幕僚）。他认为学社缺少现代建筑学科的专门人才，他从梁启超那里知道梁思成对研究古建筑有兴趣，因此专程跑到沈阳来找他，劝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开始梁思成十分铸躇，因为东北大学建筑系刚刚办起来，他一时舍不得离开。另一方面，由于朱敔钤曾为袁世凯称帝筹备大典，这事使他很别扭，但终于被周饴春说服，答应他考虑这件事。

　　当时梁再冰出生不久，林徽因由于工作劳累，结核病又复发了，只好回北平养病。看来她的身体不能适应东北寒冷的气候，也使梁思成不得不考虑回北平工作。但最后迫使他下决心离开东北大学，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东北时局的不稳定，日本侵略军已剑拔弩张，东北大学的前途岌岌可危；另一个近因是东北大学几位院长之间派系斗争激烈，闹得不可开交，校长张学良竟扬言要枪毙他们，梁思成虽没有参与其间，但对张学良的这种作风极其气愤，于是决定离开东北大学。1931年9月梁思成到营造学社工作。于是在1931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北平东城北总布胡同三号安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朱敔钤为了区别于他个人出资办的营造学社，故在接受庚款补助后，将学社改名“中国营造学社”,1930年学社正式成立。社长由朱敔钤自任，社员最初仅三十人，至1937年发展到八十余人。社员只是一种荣誉，并不担任研究工作。研究工作由职员承担，职员约二十人，职员领取工资，但并非都是社员。社员的情况比较复杂，主要由以下几种人组成：

　　（一）财界和政界人士：他们直接从经费上或行政上支持学社的工作。如负责中美、中英庚款的官员有周饴春、任鸿隽、徐新六、朱家骅、杭立武、叶恭绰、李书华；财界人士有钱新之、周作民、胡笔江、任凤苞、叶揆初、吴延清。

　　（二）学术文化界人士：作为一个学术团体要想取得社会的承认，必须有一定的学术水平。但学社初创，尚未出成果。为了提高学社的知名度就只有邀请当时已享有盛名的学者和文化界人士入社，以提高学社的声望。他们是汉学家胡玉缙、美术史家叶瀚、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以及马衡、吴其昌、金开潘、袁同礼、马世杰、孙壮、裘善元、叶公超……

　　（三）建筑界人士：鲍鼎、庄俊、华南圭、关颂声、杨廷宝、赵深、陈植、彭济群、汪申、徐随、夏昌世、林志可、卢树森、关祖章。可以说当时著名的建筑师均加入了学社，可见建筑界对学社的支持。

　　（四）老交通系成员及社会名流：这些人大都与朱敔钤有多年的交往，本人亦有一定的财力，支持学社的工作，并为之解囊相助。其中陶湘、郭葆昌是校订出版《李明仲营造法式》的主要人士。

　　（五）营造厂商：陆根泉、钱馨如、赵雪访、马辉堂、宋华卿，其中马辉堂和他的徒弟宋华卿是前清木厂主，专事承包皇家工程，精通清式做法。赵雪访是琉璃厂厂主，马、宋、赵三人是以古建专家的身份被邀请入社的。

　　（六）外籍学者：美籍有瞿孟生、温德、费慰梅，德籍有艾克、鲍希曼，日籍有松崎、桥川、荒木。

　　有人不太理解，认为一个学术团体为何要拉这么多官僚、资本家来入社，与研究工作毫无关系。笔者认为，朱敔钤在吸收社员时是很有一番考虑的。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财政困难，不可能对学社这样的学术团体提供经费。因此只有从能为科教事业提供经费的庚款，或从某些大银行取得赞助，因此必须取得庚款基金会董事们，教育部的官员们，各大银行的董事、董事长、总裁们的理解和认可，这就是为什么在社员中出现这么多官员、资本家的原因。除了以上财政界的人士外，如果学社没有知名度较高的研究人员入社，只靠梁思成、刘敦桢〔2〕这 两个尚未露头角的年轻人，则经费的审批亦恐难以通过。因此，朱敔铃积极请了不少史学家、考古学家、美学家等知名学者入社，以壮声势。再有当时社会治安很差，外出调研时工作人员的安全有赖于当地政府的保护。所以每次外出调研， 社长朱敔铃均事先通过社员中有关的党政头面人物，向当地政府打招呼。每到一 处各县县长、教育局长均亲自接待，并派向导，必要时还派保安人员护送。综上观之，可见朱敔铃对社员的组成，绝非出自私交，而是从开展学社的事业着眼， 是十分明智的。学社之所以取得这样辉煌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全体社员 的支持。这里还要特别提到外籍社员的加入和作用。朱敔钤认为“东西文化交互往来，有息息相通之意，一人之知识有限，未启苟奥实多，非合中外人士之有志 者共同研究”。因此，他欢迎外籍人士入社，并在汇刊上介绍国外对中国建筑研究的动态。外籍学者中如鲍希曼、艾克与学社均有一些学术上的交往，二人均着有多篇有关中国建筑的论文。艾克还收集了不少闽南地区古建筑的资料送给学社。美籍社员费慰梅通过多年对山东武梁祠画像石的研究，也做出不小的贡献。

　　在学社成立伊始，学社成员与日本学术界的交往最为频繁。但自“九一八” 事变以后，梁思成、刘敦桢等人坚决反对与日本侵略者有任何形式的来往，于是 断绝了与日本学术团体的联系。三位日籍社员也先后离开了学社。

　　学社的研究工作分文献和实物调查两方面进行。在组织机构上分“文献”和 “法式”两组，法式组主任为梁思成，文献组主任为刘敦祯。刘敦祯比梁思成年长四岁，1922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工建筑系，到学社任职前在南京中央大学建 筑系任教。

　　学社早期的工作注重于文献方面。中国几千年文化留传下来的有关建筑技术方面的书籍，仅有两部：一部是宋代的《营造法式》（《营造法式》是北宋官订的建筑设计、施工的专书，它的性质略似于今天的设计手册和建筑规范，它是中国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一部不可少的参考书）。另一部是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清代官订的一本关于建集方面的专业用书），都是当年负责修建的官员撰写的。因为这两部书的内容既专又偏，一般人看不懂。匠人们因不识字，也不用书。有关的术语名词也因世代口授相传而演变，致使书中的术语名词日久失用，构造做法就更加难解了，于是这两部巨著成了今日之谜。

　　梁思成认为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更接近现代，应当先从《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入手，他还认为研究建筑史，应首先对古建筑进行实地调查测绘。于是他以故宫为教材，拜老木匠为师，开始了艰难的跋涉。

第一本阐述中国古建筑做法的现代读物

　　清代有关建筑工程方面的书籍除了官订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外，还有许许多多流传于民间的则例抄本。这些抄本的来源有很多渠道，大体上有以下三方面：一是匠人自己总结出来的做法，也是各作师徒薪火相传的课本，其中除正文外还有口诀，或简算法等不一；二是从样房算房流传出来的做法秘本；三是工部书吏从档房中私下抄录、夹带出来的《内工则例》。其内容有大木作、小木作、石作、瓦作、塔材作、土作、油作、画作、被作、内里装修作、漆作、佛作、陈设作以及木料价格、杂项价目、材料重量、人工估算等。

　　这些民间的“则例”可谓不成文法，略似近代的“工程定额”、“预算表”、“材料做法表”等。而从工部抄录的《内工则例》，有些是对《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补充，有的干脆就是某些具体工程的“工程档案”。如“圆明园大木作制造之定例”，可说是一种单行则例，随时、随事、随地而编定。自民国以后这些抄本逐渐流散，更有不少流失到国外。因为当时这些抄本的价值尚未被人认识，经营古籍者亦未把它列入业务范围之内，因此只是偶尔能在出售破旧物品的地摊或旧书摊上见到，或由私人收藏辗转借阅。朱启钤经过长期的收集，积累了约几十本，除去内容重复者外约有数十种。由于这些则例中估算的比例分量较重，朱启钤遂将这些抄本小册统一定名为《营造算例》。梁思成初到学社，就是从学习整理这些算例和学习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入手，由此开始了对清式建筑的研究。

　　梁思成在研究《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时遇到各种术语，常常求教于老工匠。像“蚂蚱头”、“三福云”等，就是老师傅对照着实物指给他看，他才明白的。

　　《营造算例》经梁整理后于1931年在《营造学社汇刊》二卷一、二、三期陆续发表，内容有：

　　　　缘起　　　　　　　　　　　朱敔钤
　　　　应殿歇山斗科大木大式做法　梁思成整理
　　　　大木小式做法　　　　　　　梁思成整理
　　　　大木杂式做法　　　　　　　梁思成整理

　　　　土作做法，发券做法　　　　梁思成整理
　　　　瓦作做法，大式瓦作做法　　梁思成整理
　　　　石作做法，石作分法　　　　梁思成整理
　　　　桥座分法　　　　　　　　　梁思成整理
　　　　琉璃瓦料做法　　　　　　　梁思成整理

　　朱启钤在“营造算例印行缘起”中，对这些抄本的价值及形成，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论述，将原文抄录如下：

　　“此种手抄小册，乃真有工程做法之价值。彼工部官书，注重则例，于做法二字似有名不副实之嫌。意当日此种做法，原于事例成案相辅而行。迨编定‘则例’时，秉笔司员，病术语之艰深，比例之繁复，若以长史所不习知之文字，贸然进御，倘遭诏问，瞠然不知所对。不如仅就浅显易解者，缟成则例，奏准颁行。而真正做法，遂被删汰矣。试观大清会典所收工程做法部分，即系将原书数目字，一概改为若干，而卷性大减，止数十页，固是著书有体，繁简异宜。而无形之中，士大夫之工程知识，日就泅塞。一切实权渐沦于算房样房之手，部曹旅进旅退，漫不经心者，因不足道，即使良有司志在钩考，而官书如此，书史又隐相欺护，求如明贺仲轼之手抄部案，成两宫鼎建记，亦不可得。盖学者但知形下与形上分涂，一切钱物，鄙为不屑。迁流所极，乃至营建结构之原则，算经致用之法程，竟亦熟视无睹。委诸贱隶，殊可慨也。自此种抄本小册之发见，始憬然工部官书标题之中做法二字，近于衍文。彼李明仲营造法式，亦合诸种原稿而成，故于看详总释制度功限，各自为类，而以法式命名。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当日如有此类算例在内，价值更当增重也。譬诸法家者流，以律为经，以例为纬，此种小册，纯系算法，间标定义，颠扑不破。乃是料估专门匠家之根本大法，迥非当年颁布今日通行之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内庭工程做法则例等书，仅供事后销算钱粮之用，所可同年而语。至于因地因时，记载成案，以备援用之各种单行章程，如所谓内工现行则例，或某地某事现行则例等者，尤其末焉者矣。彼此相衡，较量轻重，主体客观，不容倒置，抱残守缺，表暴为先，世有同志，愿共商榷，兹为定一总名，曰营造算例。刊行之初，不加笔削，以存其真，归纳演绎，尚有所俟。最后之目的，如制为图解，演作公式，期于印证官书，树为圭臬，进一步之整理，愿以异日，敢告读者请发其凡。初次刊行，但以印刷代抄写，志在保存本来面目，除别字减笔，加以更正外，余悉暂仍其旧。其有眉批小注，一律以细字附于各条之下。”

　　1932年梁思成又重新校读《营造算例》一次，将它分出章节，把颠倒的次序重新排列，字句稍有增减并加标点，使读者于纲领条目易于辨别，以单行本出版。后来学社又收集到一些算例，其中最重要的有《牌楼算例》，经刘敦桢整理后在《营造学社汇刊》四卷一期上发表。1934年梁思成撰写、整理的《清式营造则例》出版，于是将《营造算例》加以再版，内容补入《牌楼算例》，作为《营造算例》的辅刊，与《清式营造则例》成为姐妹篇再版，至此各式算例已基本收齐。

　　从朱启钤开始收集算例，到梁思成、刘敦桢二人的整理，直至发表前后约十年。他们的努力，为我国建筑文库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建筑史料。

　　朱启钤因《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一书原有的附图太少，不能说明问题，且图纸既简陋又不准确，因此聘请大木、琉璃、彩画等匠师为“做法”补图，总计划了四百多幅，但这些匠师从未受过科学制图的训练，且对原文不理解或误解，因而所绘的图多不适用。于是法式组决定重新绘制，按书中说明的各式建筑物，绘制平、立、剖面图，务求对各建筑物之做法，一一解释准确精详。这项工作由梁思成负责、邵力工〔3〕协助。当时因“九一八”事变，从沈阳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学生很多，梁思成设法给他们在学社找残绘图及测绘的工作，暂时维持生计，因此部分学生也参加了这项工作。但东北大学学生绘图质量不理想，因此将绘图工作暂停，由邵力工带领他们去测绘故宫。《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图纸遂由邵力工绘制，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顿，没有最后完成。

　　东北大学的这批学生不久就转学他校，或另谋出路，其中有林宣、梁思敬、叶辕、王先泽、赵正之等人，只有赵正之留在学社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

　　梁思成经过对“清工部工程做法”及各种民间抄本的深入研究，于1932年完成《清式营造则例》一书，该书并非《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释本，而是以《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及《营造算例》为蓝本，从那里边“提胪”出来的，旨在从建筑的角度对清代“官式”建筑的做法和清式营造原则作一个初步的介绍。这是我国第一本以现代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古代建筑构造做法的读物。

　　莫宗江〔4〕回忆梁思成的工作时说：“梁先生的工作特点是计划性极强，一个题目来了，他能很快地定出计划，而且完全按计划执行。写《清式营造则例》时，他一边研究《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一边向老工匠学习，学的过程就把图画出来，只二十几天就画了一大摞。我每天都去看他的作业，让我太吃惊了，他一辈子都是如此严格按计划执行，工作效率非常高。”

　　文献组其他同仁还做了不少古籍收集整理的工作，如《园冶》《梓人遗制》《工段营造录》的整理出版，同时还编辑了《哲匠录》《明代营造史料》《重修圆明园史料》等书。

批注：
[1]朱敔钤(1872–1964)，字桂辛、桂莘，号蟆公，祖籍贵州开州（贵州开阳），中国北洋政府官员，爱国人士，著名古建筑学家。
[2]刘敦桢（1897–1968），湖南人，著名建筑学家、教育家，建筑史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创办我国第一所由中国人经营的建筑师事务所。长期从事建筑教育和建筑历史研究工作，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创始人之一，又是中国建筑历史研究的开拓者。
[3]邵力工《1904–1991》，北京人，1925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土木建筑工程系函授班二年。1932年入营造学社任法式助理，1935年成为正式社员。
[4]莫宗江《1916–1999》，广东新会人，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国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教授，他是著名古建大师梁思成的弟子和主要助手。莫宗江曾协助林徽因让景泰蓝工艺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