苇庵法师

　　苇庵法师，法名果成，广东人，1905年生， 1928年3月（二十三岁）入宁波四明山观宗寺的观宗弘法研究社学习天台教观（《观宗弘法研究社戊辰年学员一览表》，载《观宗弘法社刊》第六期P50）， 与年仅十六岁的竺摩法师做了同学（卢友中《雁荡山僧——竺摩法师传》P16）。浙东天台山是中国佛教历史上第一个独立宗派天台宗的发祥地，1913年，天台大德谛闲法师出任观宗寺住持后，恢复祖庭，重兴道场，数年间将观宗寺改造成为东南一大名刹，同时在观宗寺成立了「观宗学社」，专攻天台教观。1918年，观宗学社扩充为正式僧教育机构， 1928年又改组为「弘法研究社」，培养了大批佛学人才，并发行《弘法月刊》弘扬天台教义。

　　苇庵法师初入观宗弘法研究社属研究部（副级）学员（《观宗弘法研究社戊辰年学员一览表》载《观宗弘法社刊》第六期P50），当时进入研究部的要求是「能具相当程度，有研究佛学资格者」（1936年8月16日《佛教日报》）。这所专弘天台教观的教学机构注重丛林实修，更兼弘法讲经，以「学修并重」的办学理念引导学僧，擢取升进要点为「道德品行，勤于修持；研究教理，见地清楚；辞音宏亮，讲说无滞；明达观法，兼通文学。」担纲主讲的静权法师为一代讲经名师，既有世学根底，又随谛闲法师研习天台教观十余年，定慧双开，深契教观妙理，讲经深透；继任主讲宝静法师为谛闲法师首座弟子，学识渊博，佛学造诣深厚，辩才无碍，深入浅出的讲经授课令学僧深受教益。弘法研究社遵循传统的佛教丛林规则，对学僧管理十分严格，年轻的苇庵法师在这里依大德系统学习天台教观，不断精进，1928年10月，入学七个月即升入弘法部（正级）（《观宗弘法研究社戊辰年学员一览表》，载《观宗弘法社刊》第六期P50），确认为「具高深程度，有弘法资格者」（1936年8月16日《佛教日报》），可见学习成绩之优秀。

　　1925年创建于厦门的闽南佛学院是民国初年继太虚大师创建武昌佛学院之后中国的又一座新型佛教学府，太虚法师曾任六年院长，以培养能住持佛教的新型僧才作为办学宗旨，实行种种改革措施，使学僧能够「根据佛学的真理，适应现代的社会」，养成学以致用的真实学行与才干，成长为能担当弘法利生重任、精进无畏的新型佛门中坚。求学若渴的苇庵法师在观宗弘法研究社接受严格的山林式佛教教育，专注于佛法的学习和研究、培养个人修持之后，又来到闽南佛学院接受开放式的新型僧才教育，多方面充实知识，从山门内的潜修到下山为众生服务，两种殊途同归的不同训练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卢友中《雁荡山僧——竺摩法师传》P39）。

　　佛教革新派法将仁山法师在镇江创办金山《法海波澜》杂志，针贬时弊。该杂志规定：「不论僧俗男女如投稿五次者本刊观其学识理论真有价值当认为本刊撰述员」（《法海波澜》创刊号），苇庵法师撰文投稿，被列为撰述员，今日所见他在《法海波澜》第五期（1930年）发表的文章题为《论佛出现于世唯以一大事因缘》（《法海波澜》第五期）。

　　在经年努力的参学之后， 因缘成熟，苇庵法师也随其师觉一法师来到香港，开拓一方新的弘法天地。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大陆战乱频仍，方圆不足百里、社会相对安定的海滨之地香港成为人们心目中的 「天涯净土」，吸引了众多国民到来，其中也包括一些佛教僧侣。在荒无人烟的大屿山，南来的僧人种山蔬、置法器，结茅清修，农禅为生，20世纪10—20年代，七八十间茅蓬、静室相继在大屿山出现，在市区或新界也有静室乃至寺院建立。1916年，一批佛教名流居士组织了首间「佛学会」后，一些佛教道场相继在市区成立，市区的佛教活动开始兴起。1922年，定佛比丘尼发起在名园举办隆重的公开念佛法会，特请上海妙善法师来港主持，栖霞山若舜法师协助，在太虚大师以新讲演方式介绍佛教义理之后，这一隆重法会以古典庄严的仪轨领导念佛，二者俱开了城市佛教风气之先（叶文意《香港早期之佛教发展》，载《法相学会集刊》第三辑 P27：「据循环日报港闻版」）。

　　当时，受国内外社会思潮、特别是太虚大师为首的近代佛教改革运动影响，中国的佛教四众逐渐认识到：在快速变革的社会环境里，传统内敛的隐逸式修行已不能有效弘扬大乘普渡众生的理念，佛教应顺应形势，以积极的态度投入社会，香港佛教的思想取向也逐渐从出世的农禅传统，转移至入世的服务社会，在香港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城市里，面向市区弘法度众。1930年，觉一法师、可人法师、筏可法师先后应清凉法苑、大光园、紫竹林禅院的邀请演经说法，赴会听众颇为踊跃 （了如《香港佛教史略》，载《海潮音》第十八卷 第六号， 1937年6月15日出版）。苇庵法师亦自1931年农历二月初三始，于坚道62号香积厨素食馆分店三楼佛教讲经会宣讲《妙法莲华经》。

　　后张莲觉居士于青山创立佛教女子义学，在香港成立宝觉学校，1935年又在跑马地建成东莲觉苑，诚邀霭亭法师主持，致力于培养女众弘法人材。

　　1931年，颜忍惭、高浩文居士等一群知识分子于港岛坚道发起组织了佛教团体「香港佛学会」，先后邀请国内及香港的著名法师太虚、显慈、觉一、筏可、永机、宝静、茂峰、芝峰、远参等宣讲佛经，其中觉一法师讲的是《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叶文意《香港早期之佛教发展》载《法相学会集刊》第三辑 P31：「据香海佛化刊及人海灯杂志报导」）。佛学会还举办佛学研究班，开办义学，并发行《香海佛化》季刊，为香港佛教文化的创举。香港佛教徒从此知道了弘法须有团体的组织，应以突破传统的弘化形式积极入世。

　　1932年，苇庵法师发起了一场与基督教牧师的公开辩论，引基督教徒和佛教徒蜂拥赴会听讲，虽然苇庵法师最终拙于口才未能辩倒雄辩滔滔的牧师，但他为真理而战的勇气和热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了如《香港佛教史略》载《海潮音》第十八卷 第六号，1937年6月15日出版）。

　　此后，宝静法师来港讲经，组织了「香海莲社」，为适应一般佛徒修持的方便，专提倡净土念佛法门。而1933年由觉一法师、苇庵法师、可人法师创立于跑马地礼顿山道的「香海菩提场」规模则大了许多，也盛倡修行念佛、诵经等净土法（高永宵《香港佛教源流》，载《法相学会集刊》第三辑 P14），社长为觉一法师，弘化主任为海仁、筏可、悦西、可人、苇庵法师（兼理事）；楼高四层，附设佛典阅览室及学生五十五人的义学，还有免费的赠医（《香港工商日报》（1935年5月12日））。弘法讲经是菩提场的第一要务，请苇庵法师讲《胜鬘夫人狮子吼经》、《金刚经》（1934年7月）及《梵网经》（1936年2月），悦西法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全部，霭亭法师讲《维摩诘经》，喝轮法师讲《往生论》。霭亭法师宣讲《维摩诘经》时，东莲觉苑佛学社学生全体列席听讲，何张莲觉居士亲到讲堂，林楞真居士数十日全程传译。菩提场的讲经活动吸引了大批学佛者前来，「听众如云，座为之满」（《毫光月刊》第1期P16，1934年7月15日出版）。

　　对菩提场的发展前景，苇庵法师等曾有一个宏伟的规划：道场将包括培养弘法人才的教育机构、佛学研究机构、宣传讲场、佛学图书馆和佛经流通处等等，每一项均已考虑清晰，设计周详，可惜当时因缘不足，理想未成现实（白慧《香港佛教与太虚大师》，载《华南觉音》第七期P17，1939年）。

　　太虚大师第五次莅临香港在1935年，是香港佛教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11月30日，太虚大师偕同竺摩法师、苏慧纯居士应邀由厦门乘轮抵达香港弘法，香港各界佛教善信为此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是日山光道上，车水马龙，极港地未有之盛会。」（《太虚大师南下弘法志盛》，载《海潮音》第十七卷第一号，1936年元月）。据时人评述，这一欢迎活动是处于各自为政状态的香港佛教徒破天荒第一次的感情联系（白慧《香港佛教与太虚大师》载《华南觉音》第七期P17，1939年）。苇庵法师仰慕太虚法师已久，终于有缘亲见（《华南觉音》第七期（1939年)P17载苇庵法师文），欣然担任总代表在大会上致欢迎词，并于12月2日至4日太虚大师在利园讲《弥勒上生经》时担任粤语翻译。12月10日至13日，大师又在利园开讲《唯识三十论颂》，由苇庵法师翻译，竺摩法师写黑板，连日听众踊跃，座无虚席（竺摩《虚公大师闽粤弘法二月记》，载《海潮音》第十七卷第三号P60-69，1936年3月）。

　　在港期间，太虚大师于利园发表了题为《从感想说到香港的佛教》的著名演讲，他说：「我深觉佛学的研究和佛教的信行，在香港已较过去时代的现象进步得多，已能于各层社会透彻融贯……我此次所得的印象，确比以前佳了。」籍此胜缘，大师对香港佛教应兴应革的各种问题做了明确的提示，说明若要扩大发展香港佛教，全港佛教徒必须团结联络，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大本营，方能集思广益，发挥佛教的精神。12月9日，张莲觉居士斋供太虚大师，觉一法师和霭亭法师、悦西法师以及方养秋、陈静涛等居士陪同。席间，太虚大师特别对这些德孚望重的法师、居士提出，香港各佛教团体应当合组一个总机关，获得大家一致赞成（竺摩《太虚大师香港弘法记》，载《人海灯》第三卷第一期P49-50，1936年1月）。

　　太虚大师在香港的两次重要弘法活动极大地推动了香港佛教的现代发展， 「人生佛教」、「人间净土」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佛教必须走进社会、服务社会成为香港佛教缁素的共识。然而由于时节因缘未至，大师组织「香港佛教总会」的倡议当时未能实现。第二年（1936年），苇庵法师依照大师指引的方向继续努力，邀请香港各佛教团体代表在菩提场开谈话会，成立了香港佛教联合会筹备处，推定苇庵法师、霭亭法师、通一法师、高浩文、叶福灵、吴泽希居士为筹备委员，通一法师、李公达居士为章程起草委员，随即开始征求会员，定阴历九月召开成立大会（《人海灯》第三卷第八期P447，1936年8月1日出版）。然而因当时各方多持观望态度，这个总会仍然未能组织成功（白慧《香港佛教与太虚大师》，载《华南觉音》第七期P17，1939年）。

　　1934年，得蓝昌源居士等善信助缘，苇庵法师和觉一法师在九龙钻石山创建了新的道场，发愿弘扬净土，瞻仰莲邦，将其命名为「志莲净苑」。

　　志莲净苑的苑址在钻石山南麓，原为富商陈七的一座花园别墅。房屋坐北向南，背山面海，前方开阔田野，周围自然山林，环境清幽，甚为理想，二位法师着手在此设立佛殿客堂，领众念佛礼忏，讲经说法，同时筹划重建佛寺，发展丛林。当时香港的出家人不多，大家互相扶持， 初创的志莲净苑获得了多方支持，正在市区弘法的显慈法师及住在大屿山的海仁法师最常前来协助（弘智法师忆述《志莲净苑往事》，以下志莲净苑早期情况同）。

　　为造就僧才， 1939年苇庵法师创办佛学班，亲自执教担纲主讲，聘刘承泽居士为国文教师，在净苑空地搭建棚架以方便各方求学僧侣挂单住宿。佛学班在当时颇具影响，很多僧人闻风前来参学，时年十九岁刚出家的的圣一法师也在其中，奉师命前来志莲净苑听苇庵法师讲《四十二章经》和《怡山发愿文》（《圣一和尚略传》），同学者亦有宝莲禅寺前任方丈初慧法师。佛学班还有三名女学生，包括后来净苑的第二任住持弘智尼师和两名皈依的在家女众。

　　苇庵法师年富力强，学养渊博，精通佛理，还通晓医学和许多世间事物，颇受缁素敬仰。据说他年少出家，曽得一尼师悉心教导关怀，尼师送他出外修学，连牙膏都不忘为他装入行囊，令其感恩终生。他积极鼓励女众多学经教，并发心建立一所可供出家女众安身立命、专心修行的女众丛林。当时佛教丛林基本专属男众僧人，比丘尼只能在小庙或净室潜修，身为比丘的苇庵法师于创立志莲净苑之时即发此宏愿，实有卓见。

　　开山之际，苇庵法师满怀壮志，对净苑的发展有诸多计划，为兴建大殿已开始置备佛像，借得款项，并办理申请土地等手续。岂知香港不久即遭日军占领，令他计划破灭，壮志难筹！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中国佛教僧侣、信众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组织救护队、开办佛教医院救助伤兵，设立粥厂救济难民，甚至还有僧众奔赴前线投军。此时香港偏安一隅，战火尚未波及，1938年3月，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的「僧侣救护队」、中国佛教会的「佛教掩埋队」 宏明法师等多位僧人、队员在开赴战区之前来到香港，香港各佛教团体随即在跑马地东莲觉苑礼堂联合举行了有二百余人参加的盛大欢送集会，对僧侣两队不忘佛陀慈悲本愿，出生入死深入战场行菩萨道表示高度赞扬，衷心敬佩，并互勉伸张我国大乘佛法积极入世的伟大精神，在全民抗战中做好后援工作。会场气氛热烈，群情高涨，苇庵法师积极参与组织工作，担任大会主席，首先致辞（民国《申报》报导）。

　　随着战事急速发展，无情的战火很快蔓延到了香港近旁。1938年10月20日，广州沦陷，香港边境充斥流离失所的难民。当年与苇庵法师在宁波观宗弘法研究社同窗参学、此时已名望甚高的竺摩法师与著名诗僧慧云法师（林子青居士）正从武昌佛学院南下广州，二人从敌机轰炸中侥幸逃脱，来到香港。其时，武昌佛学院毕业的墨禅法师已来港，受邀在苇庵法师主持的菩提场讲《仁王护国经》，竺摩法师和慧云法师抵港后立即前往跑马地菩提场与他们会合④，天各一方的道友有缘在危难中聚首，兴奋、感慨之状尽可想见。此后竺摩法师和慧云法师寄居于沙田山上的晦思园（今万佛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玉阶居士当时将该别墅提供给觉一、苇庵法师作修行之用，颇为清净（晦思园原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玉阶居士在沙田排头村山上别墅，早前赠与觉一、苇庵二师作修行之用，后香港沦陷，二师示寂。大战后，琴僧月溪禅师在香港弘法，欲办一佛学院，简氏遂将晦思园捐赠月溪禅师，后扩建成万佛寺）。

　　在无情战火的威胁下获得难得的安宁，相聚的日子倍觉可贵。四位志同道合、风华正茂的道友常聚在山间别墅谈古论今，吟诗抒怀，畅谈至深夜，慧云法师留下的一首诗作《沙田晦思园与苇庵、竹摩、墨禅诸友夜话》清晰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濯足清流涧壑深，林峦如此已难寻。
　　看山择日宁成癖，避地哀时久废吟。
　　岩上活泉无歇意，天边明月有高心。
　　夜来主客忘人我，坐向空庭论古今。

　　（《人间此处是桃源-林子青诗文集》载《法鼓文化》）》

　　惬意的时光短暂，在风云变幻的危急时刻，尚无战事的香港也不可能置身战争之外。面对蜂拥而至的大批难民，佛教人士悲心尤重，诸山长老筏可、海仁、霭亭、慧音等法师及刘德谱、陈静涛、王学仁等居士于1938年11月2日在东莲觉苑召开「香港佛教救济难民会」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有关救济难民的各项决议，并选出执行委员五十一人，常务委员十五人，苇庵法师、竺摩法师和墨禅法师同被选为委员兼驻会办事。他们立即行动投入工作，不辞劳苦地发动佛教僧伽筹备衣被和粮款，做了大量募捐和服务工作，及时救济难民，共度难关。据《华南觉音》第四期报导，「香港佛教救济难民会」自成立之日至1938年底， 「对会务进行不遗余力，最近曾购备面包、卫生医药等品，由该会职事人等会同男女信徒及港侨救护团等数十人，共乘汽车九辆，前往新界沙头角等地赈济灾民。灾民得赈喜形于色，感激不已云。」 （卢友中《雁荡山僧——竺摩法师传》P40）

　　1941年12月8日，二次大战战局突变，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当日，日本军队强力进攻香港。在经历了艰苦的香港保卫战后，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代表英国殖民地官员向日军投降，香港从此进入为时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时期」，经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劫难。

　　三年零八个月，出家人与香港市民同样受到日军野蛮暴行及饥饿、疫病的摧残，颠沛流离，各走他方，香港人口第一年就从一百六十万锐减至一百万，到战争结束时更跌至六十万。一切宗教活动都停顿下来，「金轮不动，法轮不转」，志莲净苑的佛学班也无奈停办。

　　苇庵、觉一法师率弘智尼师等人留守净苑，没有离开。他们既须顾及自身的安全，又要竭力保全志莲，经常日间上后山的石矿场躲避，留一人守在净苑，夜晚再设专人值夜，以防袭扰，如此在乱世中艰难度日，苦苦坚守难得建起的道场。岂料后来又遇意外：一名徒弟假称需办某项手续，拿一纸英文文书骗苇庵法师签名，实为将志莲净苑前面一块属于净苑所有、准备建大殿用的土地卖给一所教会。法师不识英文，被骗签字，结果无奈失地，痛悔不已，积郁成疾。

　　1942年8月，苇庵法师应日僧要求参加香港佛教联合会成立典礼，代表华僧致词（《华侨日报》1945年8月25日报导）。苇庵法师的这次讲话与以往历次公开讲话完全不同，显而易见是被迫的，处于日本占领军的暴力高压之下，他和许多香港僧人一样不得不虚与委蛇。然而在一些言不由衷的官话之后，法师清楚表明：「然我本港佛教徒众，仍需特别注意，明白本会成立之意义，实非等闲。」「现在我们佛教徒，既已取得相当地位，自当实现其入世大雄无畏精神，普度众生之愿，于时代所需要，必须有相当贡献……对内则如佛教丛林，佛教坟场，佛学院等，对外则如佛教医院，佛教义学，佛教救济会等，自利利他（《华侨日报》1945年8月25日报导）。 」这席话明确宣示要在夹缝中生存的同时，利用这一组织之所能，为解除香港佛教徒及广大民众的现实痛苦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其中「大雄无畏精神」、「普度众生之愿」的语句，足以显示其奋力抗争的决心。

　　1943年，香港食物短缺达到极点，居民生活更加苦不堪言。三月初九，主持苑务的苇庵法师因病不幸往生于晦思园，世寿仅三十八岁；三月十三日，觉一法师也在志莲随之往生，世寿五十四岁，师徒二人在短短四天内相继离世，令人难以置信，闻者兴悲。在当时的香港佛教界，苇庵法师是一位热诚活跃的法将，与宝静、霭亭、海仁、筏可、茂峰等法师一起，推行佛教事业最力，最具热忱和魄力，蜚声一时（叶文意《香港早期佛教之发展》P25，载《法相学会集刊》第三辑），如今英年早逝，四众同人无不深感痛心！霭亭法师与觉一、苇庵法师道情深厚，书写挽联表达痛惜之情：

　　说法钻山频闻狮吼    惊心火宅共驾牛车